【文/田飞龙】。惊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负责人董建华先生仙逝，悲痛而感慨之，虽无切近之交流，却有远观之敬仰。董先生是爱国爱港的先辈和力行者，对祖国与香港的爱深沉而坚韧。也正是在以全球商业资本和能力服务香港与国家的过程中，董先生形成了爱国爱港的深厚认同基础和政商统筹的政治人格，为其更进一步参与香港回归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创建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总之，董先生逝世，是“一国两制”事业的重大损失，也是爱国爱港力量的重大损失。董先生对香港基本法与香港回归政策的参与，不仅带入了个人经验和知识，还积极动员香港各级人士和海外华人华侨为香港回归献计献策，对推动形成海内外支持香港回归与祖国统一的「一国两制」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董先生毫无疑问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坚定的“一国两制”实践者之一，是爱国爱港的企业家与政治家典范。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政策下，既为新中国的外交与外贸保留港澳特殊通道，也有效积累了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与推动回归的爱国者力量。回归前后，香港形势与人心还有波动，特别是经历与彭定康港英政府的数年斗争，各种暗战、钉子和阴谋论出现，考验中央和爱国爱港者的政治智慧和责任伦理。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正式提出以“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和港澳问题。以国际视野和全球资源服务香港和国家。在这些涉及回归后“一国两制”实践落地的重大斗争中，董先生表现出真正的爱国者品格、能力与责任担当，坚守“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底线，紧密依靠和信任中央，紧密团结和动员爱国爱港力量，基本实现了香港回归后管治体系的构建与效能测试，并通过完善香港金融安全监管制度、支持人大释法、引入高官问责制、与内地签署CEPA、智慧应对23条立法危机及循序渐进推进香港政改等制度措施，推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发展，并为特区政府和中央治理香港、应对政改、反制外部干预势力及探索“一国两制”实践规律与发展路径积累了非常宝贵的早期经验与政策基础。当然，香港回归后内外矛盾张力依然凸显，董先生面对的是一个泛民主派和外部干预势力勾结阻挠的复杂政治环境，必须要有真正坚定的爱国者人格及紧密依靠中央和香港社会的政治伦理与管治能力，才能涉险度难。社会主义的中国有没有足够智慧和能力治理好香港。辞任行政长官职务后的董建华实现了政治人生的转轨：一方面以全国政协副负责人的身份与名义参与国家政治，更好服务“一国两制”发展和大国外交；另一方面在香港本地广泛团结爱国爱港力量，2014年建立民间智库团结香港基金会，开展“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重大政策研究与人才培养。先生的人格、履历、智慧与精神感召力，成为“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永久遗产，必定长期激励着爱国爱港力量坚定而贤能地承担起“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大时代使命，开创香港、祖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格局。先生成长于二战后风云际会的特殊年代，背负爱国热忱与家族期待，于英美间求学从业，于香港和内地间政商会通，以中华文化的爱国精神与现代化商业的创新进取奠定人生底色和发展基础，在香港回归与“一国两制”制度化落地进程中充分彰显爱国爱港的企业家与政治家风格典范与责任伦理，为香港与国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件大事，也是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与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一件大事，香港从此彻底摆脱了港英时代统治，回归祖国怀抱，并以“一国两制”的创新性制度安排继续保持国际地位优势及繁荣稳定，进一步以国际金融中心与自贸港的独特优势深度服务国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他在外国公司与香港公司的从业及更广泛的商业实践与商业交往，积累了深厚的全球政商人脉与资源，并以此为基础服务于香港和国家。1997香港回归，举国欢腾，举世瞩目，但怀疑离港者有之，“香港已死论”者有之，内外干预破坏者有之，背后深层次的疑问是：“一国两制”前无古人，到底在香港行不行得通。对香港基本法与香港回归做出独特贡献。这正是董先生的时代使命和政治责任。爱国爱港的企业家与政治家典范。1997至2005，这是香港回归后最艰难的政治时光，董先生及其管治团队先后遭遇到1997亚洲金融危机、1999居港权司法斗争、2003年非典疫情和23条立法的管治危机、2004年政改方案斗争等。香港各界爱国回归热情高涨，董先生亦积极投身其中，于1985年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受聘为首批港事顾问，通过香港回归过渡期的立法参与、政策参与和爱国爱港力量的整合，为香港回归奠定坚实基础。董先生2005年因个人原因辞职交棒，转轨担任全国政协副负责人直至2023年，继续为“一国两制”事业、香港繁荣稳定及国家现代化发挥余热，做出时代贡献。彼时的中国与世界，正是冷战阻隔、工业起步、内外联通受阻、国家现代化亟需外部资源支撑的特殊时期，中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成为“一国两制”的早期国家理性与政策雏形。董建华先生出生商业世家，有英国留学背景和美国从业经历，在其学业和职业生涯中培养了开阔的国际视野，沉淀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董先生毅然挑起重担，于1995年出任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负责人委员，并依据香港基本法参选首任行政长官，顺利当选。董先生的成长历程，恰逢二战后香港经济腾飞和香港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中心的全面打造，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现代化的迅猛发展期，时势造英雄，英雄应时势。在香港回归近30年的前夕，在香港由治及兴新阶段及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一国两制”香港实践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结构性加速之际，先生不幸离世，必定留下了诸多遗憾。这些事件及其破坏性有香港长期存在的极端本土势力及其历史性政治能量蓄积爆发的因素，有美西方外部干预势力甚至“台独”势力长期渗透煽动的因素，也有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变形走样的因素，董先生对此痛心疾首，不仅成立智库进行政策研究和策略建言，更是每每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利用其海内外影响力反驳极端本土派与外部势力的抹黑攻击，为“一国两制”与香港繁荣稳定鼓与呼。董先生是有国际视野、全球商业网络和政治人脉的实业家与社会活动家，他的勤勉、奋斗、责任与贡献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香港现代化的创新精神的有机结合。从未有过自治权和自治经历的香港真的能做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吗。为香港繁荣稳定与“一国两制”制度发展拓荒护航。董先生的当选，既是其个人长期爱国爱港实业成就、社会服务与政治参与的实至名归，也是“一国两制”与香港为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及真正的民主选举权利的典范体现。他不避千难万险从事香港回归、香港基本法立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创建的重大时代工程，并毅然决然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与中央一道探索“一国两制”的实践道路，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拓荒者和守护者。”这些疑问存在已久，是客观的，是有影响力的，亟需通过香港回归后的治理实践予以验证和回应。香港人首次有了自己选出来的行政长官，有了以国家宪法和基本法作宪制基础的高度自治的特区政府，有了以“一国两制”方式继续维持国际化并有效联通内地的制度杠杆与桥梁，这是香港人在文化精神与政治制度上的划时代进步。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始于鸦片战争和香港割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祖国统一必须解决香港问题。2014年是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政治分水岭，非法“占中”打破了香港社会的法治底线，开啓了“合规达义”的激进民主化，后续进一步发展到2019年的修例黑暴之乱，港版颜色革命登峯造极，祸乱人心，破坏法治与社会团结，冲击和侵蚀“一国两制”制度安全底线。这一过程中，董先生及其家族企业和全球商业网络，对香港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我们必须铭记的。在《香港国安法》立法与选举制度完善的制度进程中，董先生亦积极支持。